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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低、学术要求高……部分高校师资博士后陷困境
 

梁骏逛某个学术论坛时,看到有人发帖咨询是否要做师资博士后。他毫不犹豫地回复:不要去!

近几年来,在咨询师资博士后事宜的帖子下,类似的回复数不胜数。“过来人”向后来者发出警告。

师资博士后,最初是14年前浙江大学为遴选优秀师资而特别设立的,它的遴选标准和待遇都高于普通博士后。

实行4年后,浙江大学取消了师资博士后制度,然而如今实行这一制度的高校越来越多。

近日,有学者在博客发表文章称,有些高校的师资博士后开始变味儿。

在师资博士后制度诞生14年后,它引起的争议跟走进这一制度的人数一样节节攀升。

“土博士”的最后一关

梁骏短短几个字的回复,也是对自己3年师资博士后生涯的概括。

2014年,梁骏在中科院某研究所博士毕业。在他拿到几个offer之后,突然收到家乡省会城市某高校的面试通知。梁骏喜不自胜,他很想回家乡的高校工作,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。

第一轮面试后,校方对他很满意,同意聘他当讲师。两轮面试结束后,梁骏感觉这份工作已经十拿九稳,就回绝了其他的offer,一心准备回家乡。

就在签约前,负责招聘的老师告知他:年轻老师必须要有博士后经历。校方态度很明确:如果不做师资博士后,就不能签约。学校承诺,等他师资博士后出站后就可以直接聘为讲师,不设任何门槛。

梁骏入职之后,院长找他谈话。这一次,条件又变了:梁骏必须拿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,并要发表一篇SCI论文。

梁骏发现,院长提的几条要求,是该校聘任副教授的标准。

梁骏感觉自己骑虎难下——这时候他已经入职一个月了,手头没有其他备选的offer,找工作的时间也过了。

几乎与此同时,跟他同年应聘该校讲师的博士毕业生吴婧也有类似的遭遇。

吴婧回忆,学校先是承诺聘任她为讲师,后来改口要求她先做师资博士后、等出站后自动转为讲师。等她再接到教学秘书的电话时,考核条件变成了拿到两个省部级课题。她与学校签约时,条件又变成拿到国家级课题,或是在指定的种本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。学校指定的这种本刊物都是国内社会科学领域顶尖的杂志,有的还跟吴婧的研究领域不沾边。

尽管吴婧觉得自己作为刚毕业的博士很难达到这些条件,她还是同意与该校签约——她希望在博士毕业之后继续做研究,但手头其他的offer只能给她非科研岗位。

梁骏和吴婧找工作的时候发现,海归博士往往可以直接拿到教职,而像他们这种国内高校毕业的“土博士”就要面临师资博士后这一关。

“将博士后的培养跟师资选用结合”

让梁骏和吴婧无比纠结的师资博士后制度,最初是14年前浙江大学为解决新进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而设立的。

2005年4月,浙江大学率先推出师资博士后制度。时任浙江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刘继荣曾在《师资博士后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》一文中提出,“新补充的青年教师……教学和科研的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还显不足”,另外,“尽管学校对新进人员实行了人事代理合同制管理方式,但是‘能进不能出’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,人才流转机制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”。

刘继荣如今担任浙江大学人事处处长,他向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回忆,当时想由此让博士后提前进入到教师的预备队,也想通过延长考察期,将博士后的培养跟师资选用结合在一起。

那时,师资博士后比普通博士后的入选门槛更高,比如除了学术能力之外,还会考察语言表达能力,以便为未来执教做准备。师资博士后除了科研工作之外,也要承担一些教学任务。与高门槛相对应,师资博士后的待遇也高于一般博士后。

这一制度实施的第二年夏天,新校长到任。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新校长调研了浙江大学的人事队伍,发现“本地化现象严重”。

“近亲繁殖”一直是国内高校的痼疾,而浙江大学在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后,依然未能扭转这一趋势——不乏有导师让自己的博士生毕业后继续留下做师资博士后,进而留校任教。新校长要求控制本校毕业生留校的比例,提高来自海外高校和国内其他名校的人才比例。

2008年年底,浙江大学最后一名师资博士后进站,这一制度终止。

刘继荣从本校的博士后管理部门了解到,2005年4月到2008年12月这3年多,共遴选了300多名师资博士后,72%的师资博士后出站后成为浙江大学的正式教师。

这一制度诞生之初,国内跟进的学校并不多。时任中国地质大学助理研究员李明在《关于高校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的问题与思考》一文中写道,由于人们往往希望直接成为学校的正式职工,不愿意接受两年博士后工作的考核,因此会选择不实行师资博士后制度的学校,这也是部分高校不推行这项新制度的顾虑所在。

但在浙江大学终止这一制度之后,师资博士后制度在国内其他高校方兴未艾。时任浙江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许士荣在《我国高校师资博士后政策的十年回顾与展望》一文指出,在2010年,随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很多高校人才强校战略的实施,面对现有人事管理相对封闭、单一的弊端,博士后政策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优势获得广泛认可,实施师资博士后政策的高校逐渐增多。

在小木虫论坛上,咨询师资博士后事宜的帖子也逐渐增加。人们对于这种新制度仍是雾里看花,人言人殊。有的认为这是给本校毕业留校的“土博士”一个台阶下,有的认为还不错。

在梁骏和吴婧进站的2014年,据许士荣统计,截至当年4月底,全国共有37所高校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,绝大多数为985、211高校。

梁骏的困境

梁骏进站后不久,就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
按照规定,每名博士后都有一位合作导师。梁骏称,他的合作导师对他几乎不闻不问,既没有给他提供学术资源,也不让他加入自己的研究团队,甚至明确告知他:我们各做各的。

这名理科博士称,自己的全部研究工具,就是一台办公电脑。

梁骏的困境折射出一些师资博士后们面临的问题——这些学术新人在职业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,高度仰赖于合作导师的帮助。

有位受访者指出,在做师资博士后期间,比读博期间更为依赖合作导师,甚至可能形成人身依附关系。无论是提供实验条件和实验资金,还是评人才称号,抑或是拿基金、拿项目,“如果他有足够的人脉,就能帮你很轻松地搞定这些事情。如果你的合作导师没有这方面的资源,或者是他不想为你去争取一些资源,那你就做得非常困难”。

一方面是态度冷淡的合作导师,另一方面又是出科研成果的压力,梁骏只能从不算丰厚的工资里挤出研究经费。他回忆,当时就连去外地开学术会议都要自己出钱。

没有科研条件,自然也很难发表论文。梁骏进站3年,只发表了一篇SCI论文。而学校要求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,梁骏连续两年都没能申请到。第二次落选后,梁骏慌了。他自知留任的希望渺茫,于是赶紧寻找工作机会。

博士后第三年,到了发工资的日子,梁骏没有收到钱。他被告知,国家只给博士后发24个月的工资,至于他在这之后怎么生活,学院不管。而就在这之前的几个月,梁骏的女儿出生了。

此时梁骏的当务之急不再是做科研,而是想方设法赚钱养家。博士后最后一年,梁骏靠给本科时的老师做项目零零散散地赚了些钱。他算了算,总共不到6万元。

刚从北京回到这座家乡省会城市时,梁骏很兴奋。他不时跟本科同学一起吃饭、出来玩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他越来越不愿跟往日的同学见面。

“眼看当年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,有的成了副教授,有的当了公司老总”。而当年大学毕业时,梁骏因成绩优异才被保送到外校读研。

“上学工作那么多年,那是最困窘的3年。”那段时间,面对考核压力和极大的不确定性,梁骏感觉自己处在抑郁的边缘。

梁骏不是个例,很多师资博士后面临量化的考核指标:在两三年里,拿到什么档次的基金、发表什么水平的论文。

江苏某高校教授杨鸣说,自己所在的学校要求师资博士后在4年内发表5篇SCI论文,还要拿到1个省部级以上课题。虽有“师资”之名,该校的师资博士后却不需要承担任何教学任务。

至于论文的质量,杨鸣颇有微词:“(那些论文)上不着天,下不着地,在理论上没突破,在实际上也不能结合应用,就是在跟热点。”他认为,唯一的好处就是“学校的GDP绩效上去了”。

采集侠   2019-07-11 22:21